《医生:特殊的治疗》

主演：比利·克里斯托刘浩
类型：理论片
导演：FedericoZampaglione
状态：正片
年份：2021
地区：香港
语言：德语
豆瓣：汉语普通话分
热度：6.0℃
更新：1970-01-01
《医生:特殊的治疗》林深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走廊尽头的日光灯坏了一根，忽明忽暗地闪，像谁在心电图里掺了杂音。他摘下口罩，靠在墙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刚才那把手术刀在他手里握了整整六个小时，手指这会儿还在微微发抖。 “林医生，家属在洽谈室等您。”护士小周探出半个身子，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通知一桩不祥的事。林深睁开眼，点了点头。他没有立刻去洽谈室，而是先拐进了办公室，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镜子里的男人四十出头，眉骨很深，眼眶底下是两团洗不掉的青灰。他盯着镜中的自己看了三秒钟，忽然觉得那张脸很陌生，像是某个借住在他身体里的陌生人。洽谈室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年女人猛地站起来，她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像一棵被暴晒了太久的植物。她身后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的手攥着公文包的提手，攥得指节发白。 “林医生……求求您……”女人一开口，声音就碎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林深示意她坐下。他坐下来，把病历本放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病历本的封面被汗浸透了一小块。他没有翻开病历，因为他太记得里面的每一个字了。十二岁的男孩，髓母细胞瘤，第四脑室，术后复发，癌细胞已经沿着蛛网膜下腔播散。常规的放化疗方案全部失效，最新的靶向药用了两轮，肿瘤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向脑干方向侵袭。影像科主任跟他开玩笑说“这片子拍出来像一棵倒着长的树”，他当时没有笑。 “我们已经试过……试过所有的办法了，林医生，您再想想办法，一定还有办法的，对不对？”女人的眼眶里蓄满了泪，但她拼命不让它落下来，好像眼泪一掉下来就代表着认输。林深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夕阳正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垂落，把整个办公室染成一种暗红色的调子，像被稀释过的血。他想告诉这个女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已经站在了穷途末路的悬崖边上。根据最新版的NCCN指南，她儿子的生存期评估已经精确到了以周为单位。以“周”为单位——这个念头让他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我刚才从手术室出来，是去跟神经外科的曹主任会诊。颅内已经没有再做第二次全切手术的空间了，脑干已经被累及……他麻醉醒过来之后的咳嗽反射都在减弱，说明吞咽中枢已经受到了影响。” 每一个字落下去，都像一把很小很小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女人心上。她终于哭了，不是号啕大哭，而是一种无声的、从胸腔最深处涌上来的那种哭，整个人缩成一团，肩膀剧烈地抖，却死死咬着嘴唇不发出声音。她身后的男人终于松开了公文包，把手搭在妻子肩上，那只手也在抖。林深的目光落到了病历本的封面上。那里压着一张CT片子的复印件，他看见那个孩子颅腔里那棵“倒着长的树”，正以沉默而凶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绞杀一个十二岁的生命。他忽然想起那个男孩的名字——沈一舟。他记得那孩子住进病房第一天，戴着眼镜，安安静静地靠在床上看《三体》，看到第三部。林深查房的时候问他看得懂吗，他推了推眼镜，认认真真地说：“我看得懂被二向箔打击之后的二维化，但是看不懂为什么他们不反抗。” 林深当时被这句话问住了。 “还有一个方案。”他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自己的心跳都顿了一下。女人猛地抬起头，脸上泪痕纵横，眼睛里燃起一种近乎灼人的光。林深缓缓地从白大褂的内袋里抽出一份文件，没有装订，只是一沓散页，最上面一页的抬头是一行加粗的黑体字：《针对复发性髓母细胞瘤的个性化溶瘤病毒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试验方案》。这份方案他写了整整四十七天，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写到凌晨三点。写完之后又压了十四天没有提交医院伦理委员会，因为他知道这方案太冒险了——这不是常规治疗，甚至不是非常规治疗，这是一种近乎赌博的治疗。他把方案推到女人面前，说：“这个方案没有在任何指南里，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的药监部门批准，甚至在我们医院的伦理审查里，它只能算作‘最后的尝试’。但是，我在实验室用这个方案做过三批小鼠模型，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肿瘤在被吃掉。” 女人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抬头看着他。林深注意到她看完之后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她没有说任何话，而是拿起那沓纸，贴在自己的额头上，闭着眼睛，嘴唇翕动，像在祷告。林深站了起来，走到窗边。夕阳已经落尽了，天空变成一种介于蓝色和灰色之间的颜色，干净而寒冷。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沈一舟妈妈，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这个方案如果失败了，肿瘤的生长速度可能会被激活，时间窗口会缩短。用或者不用，决定权在你。” 他背对着他们，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会在那一瞬间变成另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三个月前，他女儿因为突发病毒性脑膜炎住进了ICU，他在监控室外站了整整八个小时，最后被告知孩子没事了。他当时想，如果那一天他女儿没有挺过来，他会怎么做。他转过身来的时候，那个孩子的母亲已经把文件紧紧地攥在手里，指关节和他刚才攥手术刀时一样发白。她脸上还挂着泪，但目光里已经没有废墟了。 “林医生，”她说，“我签。” 林深回到办公室，把白大褂脱下来挂到门后的衣架上。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已经不抖了。他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压着一本被翻到卷边的《三体》第三部，是沈一舟带来医院的。那孩子前天把这本说“看完了，借给林叔叔看”，说这话的时候还笑了笑。林深关上抽屉，坐回办公桌前。窗外天彻底黑了，路灯亮起，橘黄色的光铺了一地。他拿起手机，翻到他保存的最后一版伦理委员会审批表草稿，重新打开文档，光标在“申请人”一栏闪烁了很久。然后他敲下了自己的名字。

《医生:特殊的治疗》林深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走廊尽头的日光灯坏了一根，忽明忽暗地闪，像谁在心电图里掺了杂音。他摘下口罩，靠在墙上，闭了一会儿眼睛。刚才那把手术刀在他手里握了整整六个小时，手指这会儿还在微微发抖。 “林医生，家属在洽谈室等您。”护士小周探出半个身子，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通知一桩不祥的事。林深睁开眼，点了点头。他没有立刻去洽谈室，而是先拐进了办公室，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镜子里的男人四十出头，眉骨很深，眼眶底下是两团洗不掉的青灰。他盯着镜中的自己看了三秒钟，忽然觉得那张脸很陌生，像是某个借住在他身体里的陌生人。洽谈室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的时候，一个中年女人猛地站起来，她的眼睛肿得像桃子，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像一棵被暴晒了太久的植物。她身后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的手攥着公文包的提手，攥得指节发白。 “林医生……求求您……”女人一开口，声音就碎了，像是被什么东西碾过。林深示意她坐下。他坐下来，把病历本放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病历本的封面被汗浸透了一小块。他没有翻开病历，因为他太记得里面的每一个字了。十二岁的男孩，髓母细胞瘤，第四脑室，术后复发，癌细胞已经沿着蛛网膜下腔播散。常规的放化疗方案全部失效，最新的靶向药用了两轮，肿瘤不但没有缩小，反而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向脑干方向侵袭。影像科主任跟他开玩笑说“这片子拍出来像一棵倒着长的树”，他当时没有笑。 “我们已经试过……试过所有的办法了，林医生，您再想想办法，一定还有办法的，对不对？”女人的眼眶里蓄满了泪，但她拼命不让它落下来，好像眼泪一掉下来就代表着认输。林深沉默了很久。窗外的夕阳正以一种极缓慢的速度垂落，把整个办公室染成一种暗红色的调子，像被稀释过的血。他想告诉这个女人，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已经站在了穷途末路的悬崖边上。根据最新版的NCCN指南，她儿子的生存期评估已经精确到了以周为单位。以“周”为单位——这个念头让他的喉咙像被人掐住了一样。他开口的时候，声音比他自己预想的要平静得多：“我刚才从手术室出来，是去跟神经外科的曹主任会诊。颅内已经没有再做第二次全切手术的空间了，脑干已经被累及……他麻醉醒过来之后的咳嗽反射都在减弱，说明吞咽中枢已经受到了影响。” 每一个字落下去，都像一把很小很小的锤子，一下一下地敲在女人心上。她终于哭了，不是号啕大哭，而是一种无声的、从胸腔最深处涌上来的那种哭，整个人缩成一团，肩膀剧烈地抖，却死死咬着嘴唇不发出声音。她身后的男人终于松开了公文包，把手搭在妻子肩上，那只手也在抖。林深的目光落到了病历本的封面上。那里压着一张CT片子的复印件，他看见那个孩子颅腔里那棵“倒着长的树”，正以沉默而凶残的方式，一寸一寸地绞杀一个十二岁的生命。他忽然想起那个男孩的名字——沈一舟。他记得那孩子住进病房第一天，戴着眼镜，安安静静地靠在床上看《三体》，看到第三部。林深查房的时候问他看得懂吗，他推了推眼镜，认认真真地说：“我看得懂被二向箔打击之后的二维化，但是看不懂为什么他们不反抗。” 林深当时被这句话问住了。 “还有一个方案。”他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自己的心跳都顿了一下。女人猛地抬起头，脸上泪痕纵横，眼睛里燃起一种近乎灼人的光。林深缓缓地从白大褂的内袋里抽出一份文件，没有装订，只是一沓散页，最上面一页的抬头是一行加粗的黑体字：《针对复发性髓母细胞瘤的个性化溶瘤病毒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试验方案》。这份方案他写了整整四十七天，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写到凌晨三点。写完之后又压了十四天没有提交医院伦理委员会，因为他知道这方案太冒险了——这不是常规治疗，甚至不是非常规治疗，这是一种近乎赌博的治疗。他把方案推到女人面前，说：“这个方案没有在任何指南里，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的药监部门批准，甚至在我们医院的伦理审查里，它只能算作‘最后的尝试’。但是，我在实验室用这个方案做过三批小鼠模型，结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肿瘤在被吃掉。” 女人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抬头看着他。林深注意到她看完之后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她没有说任何话，而是拿起那沓纸，贴在自己的额头上，闭着眼睛，嘴唇翕动，像在祷告。林深站了起来，走到窗边。夕阳已经落尽了，天空变成一种介于蓝色和灰色之间的颜色，干净而寒冷。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沈一舟妈妈，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这个方案如果失败了，肿瘤的生长速度可能会被激活，时间窗口会缩短。用或者不用，决定权在你。” 他背对着他们，没有回头。他怕自己一回头，就会在那一瞬间变成另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人。三个月前，他女儿因为突发病毒性脑膜炎住进了ICU，他在监控室外站了整整八个小时，最后被告知孩子没事了。他当时想，如果那一天他女儿没有挺过来，他会怎么做。他转过身来的时候，那个孩子的母亲已经把文件紧紧地攥在手里，指关节和他刚才攥手术刀时一样发白。她脸上还挂着泪，但目光里已经没有废墟了。 “林医生，”她说，“我签。” 林深回到办公室，把白大褂脱下来挂到门后的衣架上。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手指已经不抖了。他拉开最下面的抽屉，里面压着一本被翻到卷边的《三体》第三部，是沈一舟带来医院的。那孩子前天把这本说“看完了，借给林叔叔看”，说这话的时候还笑了笑。林深关上抽屉，坐回办公桌前。窗外天彻底黑了，路灯亮起，橘黄色的光铺了一地。他拿起手机，翻到他保存的最后一版伦理委员会审批表草稿，重新打开文档，光标在“申请人”一栏闪烁了很久。然后他敲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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