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宴1998# 《家宴1998》文本片段 推开那扇掉漆的防盗门时,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葱姜蒜末在热油里爆开的焦香,混合着老抽和冰糖的甜腻。那是1998年的除夕,我十六岁,刚学会抽烟。 姥姥的厨房总是热气腾腾的。铁锅里的红烧肉咕嘟咕嘟冒着泡,肉皮上的油星在火光下一跳一跳。她回头看见我,操着山东口音喊:“去把电视打开,看看你爸他们到哪了。”我应着,却先溜进阳台,摸出裤兜里那包皱巴巴的红塔山。 楼下传来鞭炮声,零星的,像这个城市刚刚苏醒的脉搏。1998年的石家庄,空气里都是煤烟味,远处的电视塔还亮着灯。我点着烟,看着楼下自行车棚的顶上积着灰扑扑的雪,忽然想起下午在学校门口看到的那张海报——下岗工人集体抗议,照片上那些脸和父亲的一样,木然,带着疲惫的倔强。 “你爸下岗了。”三天前,母亲在饭桌上说出这句话时,筷子在碗边摔出一声脆响。父亲闷头扒饭,没说话。第二天早晨,他依然穿上那件蓝色工装出门,只是时间比平时晚了半小时。他去了哪里,没有人问。 门铃响了。我掐灭烟头,舌头舔舔发苦的牙龈。进来的不是父亲,是小姑和姑父,拎着一箱露露还有两瓶衡水老白干。小姑进门就嚷:“嫂子,今年可得多包点饺子,我快饿死了。”笑声很亮,像是怕屋子里的沉默太厚,要把它们震碎似的。 姥姥从厨房探出头:“大伟呢?还没回来?”大伟是我爸。 “厂里还有点事。”我妈接过话,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着。 电视里在播《还珠格格》,小燕子叽叽喳喳地闹着。表弟趴在地上玩四驱车,嘴里模仿着发动机的轰鸣。我坐在沙发上,手指无意识地翻着一本旧《读者》,余光瞟到茶几上那瓶五粮液——那是父亲上个月买的,说等过年喝。现在盖子还没拧开。 六点半,饺子包好了,菜摆了满满一桌。红烧肉在最中间,旁边是糖醋鲤鱼、炸带鱼、蒜苔炒肉、皮冻、猪头肉拌黄瓜。姥姥从柜子里拿出那套印着红双喜的瓷盘,是当年她结婚时置办的,边沿磕了几个口子,但还在用。 没有人动筷子,都在等父亲。 母亲第三次去阳台张望时,防盗门终于有了响动。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三圈——还是那把老锁,每次都要转三圈。门开了,父亲提着两塑料袋东西进来,脸上冻得通红,蓝色工装的袖口沾着油污。 “回来啦!”小姑率先站起来,打破了某种僵局。父亲笑着应了一声,把袋子往桌上一放:“路过老马家,买了他家最后两只烧鸡。” 我注意到父亲的手背上有道新划痕,还在渗血。他没解释,也没人问。 姥姥端起酒杯,浑浊的眼睛环视一圈:“过年了,团圆就好。” 那一刻,窗外忽然炸开密集的鞭炮声,整座城市仿佛在震动。电视里春晚倒计时的欢呼声,楼下孩子们的笑闹声,还有屋里碰杯的叮当声,汇成巨大的声浪。父亲的手在桌子下面握住了母亲的手,很轻,但我看见了。 1998年的除夕夜,我们家吃了三十二个饺子,喝了四瓶酒,没有人提下岗的事。只有深夜来临时,我听见父亲在阳台上给母亲说:“开春了去南边看看,听说深圳那边工厂多。”声音很轻,像怕惊动这一年最后的雪。 那顿家宴的味道,我记了半辈子。后来我吃过很多宴席,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傍晚——当所有声音都静下去,只剩下厨房里永远沸腾着的一锅饺子汤,和在汤里沉浮的命运。